东莞务工的彝族青年:跟着工头走出凉山,致富梦仍遥不可及

作者:谢匡时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2016-08-31 10:01:17 阅读量:

 【编者按】

 
    彝族人南下打工并非新鲜事。据凉山州农劳办2015年统计,凉山州有十几万彝族人在珠三角打工;而关注彝族务工问题的学者黄岩估计,实际打工人数约为30万。打工者以东莞为核心,向深圳、惠州、中山等地辐射。
 
    8月的东莞,午后常有阵雨,湿热中暗含着一丝躁动。工厂大门一开,一群工人们涌向对面的小卖部或小饭馆。冲在最前面的是几个年轻的彝族小伙子, 21岁的阿海里哈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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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5日,广东东莞凤岗镇,彝族打工青年阿海里哈在宿舍里。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谢匡时
 
    阿海里哈来自四川凉山州普雄县。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中国经济最欠发达的地区之一。这片被毒品和艾滋病侵扰的土地,无奈地成为“贫困的样本”。因贫失学在凉山地区十分常见。阿海读五年级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求生。
 
    “我15岁就开始出来打工了,现在已经6年了。”阿海起初在川贵一带打零工,去年跟着老乡沙马伍合来到了东莞,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族名字——李文东。
 
    “普通”彝族男工的日常:没有积蓄,需借钱度日
 
    彝族人喜欢群居,大部分工人都是跟着工头外出务工。这种以工头为纽带的批量用工模式,被称为“领工制”,也构成了彝族在制造之都的独特生态。工头是连接工人和工厂的重要一环,工头们与工厂签订用工合同,同时负责管理彝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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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不用上工的时候,阿海(黑衣)偶尔会坐在一旁看其他彝族年轻人打牌。他赌不起钱,只是单纯消磨时间。
 
   彝族人生性热情,却也好赌嗜酒。刚出门打工的年轻工人,时常聚在工厂外面喝酒,凌晨三四点才会回到宿舍休息,有时也会因一点小纷争而大打出手。“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工厂规定了十二点半必须回宿舍。”工头马海木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些喜欢喝酒打架的,厂里不要,都被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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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阿海打工的工厂门口。该工厂实行封闭式管理,工作时必须穿工衣,进出工厂需要通过安检门,上下班有严格的打卡规定。
 
    阿海所在的工厂位于东莞凤岗镇,是一家台资企业,以生产专业的游戏键盘“双飞燕”而闻名。阿海的工作内容是打包,每天工作11-12小时。除去工头抽取的管理费,阿海的时薪为10元,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在2500元左右。这点收入对大部分男工来说,只够维持日常花销,有时还需要找工头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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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白班结束之后,身无分文的阿海在小卖部赊账,拿了一包17元的黄鹤楼1916香烟,外加一小袋1元的槟榔。过了一会,他又去赊了一包1元的小鱼仔,“没钱吃饭了。” 
 
    小卖部的女老板专门有个本子用于记录赊账,她会在发工资时直接找工头结账。小卖部老板表示,这些彝族打工者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发了工资的前半个月,这些男工都在外面吃饭,到小卖部买烟买酒。等到下半个月,工资早就花完了,就没人出来,都老老实实在厂里食堂吃免费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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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经过4个小时的加班,没怎么吃晚饭的阿海,有点熬不住饿了。身上没钱着实不便,他跑到工头家里借钱。虽然已临近发工资的日子,工头还是预支了80元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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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晚,手头一有钱,阿海就去夜宵档点了一份烧烤,算是难得的“打牙祭”。
 
    阿海说自己不酗酒,只是偶尔喝几口。阿海坦言父亲过世早,他不知道怎么和别人打交道,“朋友不多,大多数时候是自己一个人。” 这个自称是“一个伤感的男人”的青年,在外闯荡难免会寂寞。所幸,他遇到了女友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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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东莞,阿海使用的是一款模仿iPhone外观的国产手机,锁屏界面是他和女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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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一个周日的下午,阿海走在深圳回东莞凤岗的路上。因为周六晚上不加班,他通常会在周六傍晚出发,大约晚上9点到达深圳,第二天下午返回东莞。
 
    阿美也是彝族人,今年18岁,在深圳龙岗的一家工厂打工,距离阿海的工厂10公里。阿海会在周末去找女友,为了省钱,他选择步行3小时去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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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深圳,阿海和阿美在一块吃泡面。
 
    除了上班和睡觉,阿海一有空就跟女友聊天。因为不能经常见面,阿海几乎每天都在QQ空间上更新说说,倾诉对阿美的想念。他称阿美是“傻老婆”,阿美则叫他“傻老公”。阿海说很多人羡慕他俩,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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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东莞,在阳台上唱歌的阿海,他面前摆着专门用来抄写歌词的本子。他会把对女友和亲人的思念编进歌曲里。
 
    阿海有一个音乐梦,他从小就热爱唱歌,喜欢改编刚学会的词曲。“明年我想自己出来,去深圳,一边打工,一边找个吉他店学唱歌学弹吉他。”阿海说,他现在还是个穷小子,但他也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他也不停反问自己,“可是我的梦想会实现吗,我会做到吗?”
 
勤奋的彝族女工:给自己留五六百,剩下工资全寄回家
 
    相较本民族的男工,彝族女工其实在就业上更具优势。在工厂管理者眼中,彝族男工喜欢偷懒,而女工却十分勤奋努力。长期研究珠三角彝族务工的白史各教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珠三角企业存在用工歧视,而族别歧视和性别歧视非常严重。部分工厂公开拒绝招聘彝族男工,更有甚者把所有彝族工人都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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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东莞马海阿比(右)和一位彝族女工去上晚班,厂里的女工数量多于男工。
 
22岁的马海阿比来自凉山州喜德县,和阿海在同一家工厂上班。阿比说,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她很少外出,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待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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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发工资的当天,领到2900元工资的阿比请室友吃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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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阿比的宿舍内。阿比床底下花600元购买的耐克鞋,是她为数不多的“奢侈品”。阿比说,“为了买这双鞋,我要辛苦工作一个礼拜。”
 
阿比在生活上省吃俭用,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下五六百元,剩下的都寄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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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彝族少女尼苦伍子莫是少数的正式工,她的工资相对较高。尼苦伍子莫很羡慕那些读大学的同学,“我这辈子就想去大学看一眼,看一眼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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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下午,阿比的丈夫罗河阿莱从老家来到东莞的第二天,两人在工厂碰面。
 
    阿比很早就在父母安排下结婚,23岁的丈夫阿莱原本是个小工头,带着四五十个彝族工人在外打工。今年年初,几个工人因打架惹了麻烦,工厂跟阿莱的合作就此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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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阿莱带着同乡的几位工人提着行李进厂。
 
    在老家赋闲了几个月,迫于经济压力他带着6位同乡,投奔了“大工头”马海木呷。
 
   工头:既是管理者,也是异乡的亲人
 
    在珠三角地区,仅彝族工头的数量已近6000人。来自凉山州喜德县的马海木呷,也是彝族工头之一。35岁的马海木呷上过中专,是当年“国家出路费”赴珠三角务工政策的享受者。后来,他开始把家乡的彝族人带出大山打工。今年,他已成立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拿到了正规的劳务派遣营业执照,手下共有近300名彝族工人。此外,一些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也会找马海木呷帮忙介绍工作。业务铺开后,他就把在老家的小舅子沙马伍合带到东莞做代班,帮忙管理工人。代班主要负责带工人进厂、办理工作证,并教他们一些厂里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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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东莞沙马伍合在工厂门口简单面试两位佤族工人,主要是看她们的身份证、年龄等基本信息,没有太大问题都能带进厂。
 
    “彝族当地的长辈希望自己孩子有同乡带着,这样在外面有个照应。在外的彝族人觉得和老乡在一起,也不至于太孤单。”马海木呷说。“工头出来混靠的是信誉”,他把同乡带出来打工,就得负责过年时安全再把务工者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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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马海木呷坐在自己新开的劳务派遣公司的办公室会客,墙上挂着“诚信赢天下”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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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晚,马海木呷在车间了解工人的加班情况。
 
    工头不仅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他们的亲友,代表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血脉亲近感。彝族人只相信熟人,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离开凉山。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从中赚取中间费用。大批能吃苦的流动工人,才能满足珠三角工厂季节性暴涨的用工需求。三方互相依附,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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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马海木呷劳务公司的另一位合伙工头沈三留子,正在给工人发工资。彝族工人很少使用银行卡,工资通常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很多彝族工人没有读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工资的时候,签字都需要别人代签。”工头马海木呷补充道,一些工人领了工资后却不会汇款,又得靠工头把钱寄回到老家去。
 
    珠三角彝族工头之间也有“行规”,即某个工头带出来的工人,不能随意“跳槽”到另一个工头处。若出现流动,每跳槽一人,新工头需赔偿原工头一万元。只有等到过年时彝族工人回到老家后,才能重新选择工头,建立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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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马海木呷在工厂组织彝族工人成立“小马队”篮球队,开展篮球比赛,丰富工人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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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晚上,厂里不需要加班,公交车上挤满了出去玩耍的彝族年轻人。彝族女孩喜欢结伴去镇中心溜冰,购物,吃东西。这是她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新一代的彝族年轻人,依然喜欢穿着统一设计的“彝疯家族”LOGO的文化衫,衣服上印着“时光不老,彝疯不散”。他们很有活力,但对未来却没有太多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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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周六晚上,一位17岁的彝族小伙子在溜冰场溜冰。
 
    作为工头,马海木呷说:“我的家乡山好水好,但就是太穷了,很多地方路都不通。”他打算在今年过彝族新年时,在家乡竞选村长,带领家乡更多的人外出务工、赚钱致富。
 
    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低技术劳动力需求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早早辍学的彝族年轻工人,将如何打破“种土豆吃土豆”的命运,依旧悬而未决。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谢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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