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简介 人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另著有《柬埔寨旅人》（《中国时报》2005开卷十大好书）。

 

    在去年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一部交织着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政治变革的独特民族志《我的凉山兄弟》脱颖而出，引起广泛注目。此书自2015年9月简体版上市起，短短几个月即已席卷各大好书评选榜。一位美国人类学者评价说：这是继林耀华1942年夏天考察凉山并写出《凉山夷家》，时隔多年后第一本深入凉山蹲点的民族志。日前，《深港书评》专访了这本书的作者、人类学者刘绍华，听她畅谈自己在这场横跨十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中的种种认知和收获。

   “在成见非常深的人眼中，真理是无力的。就此而言，刘绍华的书的确是在‘翻案’，她在书中指出，凉山的艾滋病不是发生在凉山，而是发生在中国大城市里。相当一部分凉山彝族青少年男性到大城市之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在城市底层游弋，经常打群架，靠盗窃生存、靠各种各样不得已的方式生活，包括贩毒。”另外，景军发现刘绍华在书中指出，凉山地区过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人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或无缘。改革开放后，凉山彝族男性青年迁移到大城市打工，一下子飞跃到市场经济中，生存体验复杂曲折。

 

    刘绍华在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时，强烈感受到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主流化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所谓的主流化并不是他们真的变成主流，而是他们被逼迫着必须跟主流往同一个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强，或者机遇比较好。但是更多的人从边区出来，对外面的世界熟悉度很低，他的前辈甚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生命经验，家里没有人能告诉他怎样走过这一段，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持续的边缘化。”

 

    采访中，刘绍华说自己还有一个反思结果就是差异。“凉山的年轻人就像世界上其它很多地方的人一样，跟主流人群有各种差异：文化差异、族群差异、语言差异、社会位阶差异、教育背景差异、财富经济差异，各种差异发展成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最后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悲剧。”因此，刘绍华通过研究凉山人的基本行为去看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同时，更希望把这些人的行为放在不管是社会文化的变迁，还是整个政治经济，甚至是大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整个中国被全球化席卷，造成内部发展裂变的过程中去理解。”

《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刘绍华 著 台湾群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让人感动的民族志

 

   《我的凉山兄弟》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大众阅读层面上所引发的反响也非同小可。有读者认为，这是一本“少有的让人读了非常感动的民族志。从里面看到的不是苦难或者悲惨遭遇，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活生生的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庄孔韶认为，作者的“媒体经验和人类学知识”起了作用，“细腻的文笔”展示了诺苏人面临内外政经巨变之时的艰难选择，“他们的刚烈与信奉、悲情与踯躅一览无余”。

 

    这本书最早是基于刘绍华2007年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时写下的论文，2010年10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已经卖了两三千本，就学术书来讲挺不错的，一般的学术书大概只有几百本的销量。“我的学术责任在英文书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的学术成绩也拿到了，为什么还要把它变成中文，因为这是我的社会责任和生命责任。”刘绍华说。

 

    2013年1月该书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刘绍华没有让翻译来翻，而是自己改写成中文，“因为我觉得如果让翻译来翻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翻译书里大量引用的，我那些彝族兄弟的说话口气，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做。”

 

    刘绍华在忙碌的学术研究中，花了两年时间慢慢将书改写完成。“改写时所谓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让人家看得懂。英文版其实大家已经看得懂了。在美国学界，很多从事中国研究或是亚洲研究，甚至医疗人类学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的人跟我讲，他们会使用这本书上课。至于说到中文版修正，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增加了后来发生的部分内容，包括有人死了；第二是删节，主要是把对中国读者来讲很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地方文化叙述删除。其他就是语文书写惯性上的不同，有的地方用英文书可以放这个内容，但中文书写不行，一定要调整。刘绍华说这本书的简体版与繁体版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蛮讶异的，我觉得大陆现在蛮开放的。”

 

   《我的凉山兄弟》的大陆简体版由三辉图书联手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三辉图书总策划严搏非认为，这部书能卖那么多，“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打动了我们”。“凉山兄弟离你很远，可能和你生活永远不会发生交集，为什么关心凉山兄弟？它能打动今天的人心，是因为里面的问题和我们有了交集，这是这部纯粹的学术著作能够产生如此大众影响的原因。”严搏非相信刘绍华书中的基本立场，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从英文版到繁体版，《我的凉山兄弟》起码“被几万名读者读过了”。在简体中文版面世前，其英文版已获2012年第一届台湾“中研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繁体中文版获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认为，学术著作只要关注现实，能从一个角落里说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状况，就会得到读者的响应。“刘绍华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现在国内学界不做调查就想当智库，未能成佛先要渡人，在书斋里推演伪问题，编排宏大叙事吓唬领导和同胞，既不现实又不接地气。”张海洋笑称这本书带我们做的不是鸟瞰而是“蚯蚓瞰”，“从底层往上看，往往能从新角度看出很多新内容。高处的人、城里的人、大学的人要忽略底下的人，那是太容易了。但要是从底下往上看，就知道你要忽略谁都不行，他都能正好挡住你。”

凉山祭司戒毒仪式

 

 

    “凉山非常大，整个范围大概是6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1.5倍。我在那边做研究的时候，当地人跟我打招呼，都不是用我们习惯的方式问‘吃了没’，而是‘你的腿酸不酸’，”刘绍华笑着说。

 

    不为人知的是，彝族还是中国第七大族群。“一个人口规模这么大，地域范围也很可观的族群，为什么我会对之这么无知？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的无知本身就有学术上的意义。”刘绍华逐渐了解到彝族在历史上是非常强势而独立的存在。“可能在历代当政者的眼里，彝族都是挑战自己权威的一个存在。当政者当然不想（把它）写进自己的教科书里面。”

 

    13年之后，当刘绍华站在北京的讲坛上宣称“我对彝族算是有一些很基本的认识”时，她仍然再三提到自己“当年对彝族这么的不熟悉，其实具有反省意义”。特别是直到今天她“惊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他们对凉山彝族的认识，跟2002年我去凉山的时候差不多，趋近于零。”

 

    从2002年夏天第一次进凉山，到2009年之间，刘绍华住在凉山的时间，加起来至少有20个月，“2005年一整年我都住在那里”。一个微妙的小动作——不经意间吐了一口痰——突然让她意识到自己“好像开始在地化了”。

 

    发现一个民族的自尊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刘绍华自认“用的就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所谓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性：第一，人得在那里。“人在那里做什么呢？除了观察、和人家聊天，很重要的一点是身心要去体会。对年轻人来讲，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希望。但是要走到没有希望通常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平常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无聊。刘绍华说自己在凉山主要就是用身心体会无聊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我在干吗呢？哪怕丢在地上的一小片纸，我都会去看看它到底上面写了些什么。因为对我来讲，真的是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同样的，当地的年轻人，当他已经没有多少农活可干，然后整天电视上都在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谁留得住这些年轻人？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那个地方用身心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对我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行，蛮有帮助的。”

 

    这样做起来有多难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颇有些无奈地说，他教了一辈子书，让学生去凉山实习，多半都想办法推辞。“我带过70多名研究生，只有不到1/10的人写了相关的论文。刘绍华2002年来时，我推荐她去，结果她不仅去了，而且实实在在蹲了一年多，还学会了诺苏话。我一辈子花在凉山的时间累积起来也还不足一年，也没学会彝语。”

 

    在张海洋看来，其实内地上年纪的人对凉山彝族多少知道一点儿，至少知道《达吉和她的父亲》那部电影。凉山彝区很像藏区,但人口更多，而且作为内地边疆比藏区更难进入。虽然它离成都平原近一些，但因为三面是金沙江，北面是大渡河，以至于那个地方容易封闭。新中国成立前，政府只能在安宁河流域汉人地面上设制，山上就设不了。凉山腹心地区的彝族社会组织很独特，算是一种另类进化。鸦片交易催生出奴隶市场：彝族青年喝酒兴奋起来，就乘兴结伙到山外捆汉人当“娃子”（即奴隶）往山里卖。当年红军长征路过，也得做个仪式结盟,免得被人打冷枪，或者把掉队战友捆成“娃子”。早年石达开手下太平军就有不少人落到这个下场，还留给凉山一个叫“查摩”（长毛）的姓氏。朱德、刘伯承懂得这个道理，搞了“彝海结盟”，结果不用打仗就顺利通过了。改革开放后，胡耀邦1982年9月当选总书记未满十天，出京视察的第一站就是上凉山，也有回顾长征经历、看望彝族老乡的意思。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刘绍华书里讲到两个数字：利姆两乡5000多人当时已有200多名青壮年死于艾滋病，其中有个家支失去了90多名青壮年。“彝族在近现代经历了那么大的变迁，而且越到近年变化越深刻。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留下记录，我们今后拿什么来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教训？”张海洋说。

 

    事实上，刘绍华的这本著作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学或者医学人类学的经典作品。曾经是这部书英文版中国区匿名评审专家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丝毫不吝溢美之辞，“作者聚焦于彝族男性青年到城里打工与凉山地区艾滋病流行的关系，没有忘记将艾滋病问题在凉山地区的出现纳入历史文化以及全球化的维度加以分析。在优美细腻的叙述中，读者不仅看到人类苦痛，还发现了一个民族的自尊。”

 

    尽可能理解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刘绍华在书里面用了一个词“荣誉男人”形容自己在凉山的社会角色，“就跟荣誉博士一样——荣誉博士是从来没拿过真的博士的人，是为了表彰其某一方面的贡献。同样的，我不是真男人，只是‘荣誉男人’。那些男人觉得我跟当地女人不一样，又不是男人，当我是例外，他们愿意以对待男人的方式对待我。但我可能又具备了女性的一些特质，加上他们也觉得我读的书比他们多一些，见过的世面比他们多一些，所以我就成了他们讲述自己人生、甚至病痛方面的诉苦对象和忠告对象，所以我跟他们沟通还蛮容易的。刘绍华说，凉山当地男人可能有时候想跟她讲话的意愿还高过她听的意愿。

 

    刘绍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能做什么研究，有种种原因，不一定是学了多少理论，学了多少方法，“有时候跟生命经验、人格特质、机遇，甚至跟技巧等等都有关系”。

 

    事实上，刘绍华绝非第一个关注凉山彝族“毒品、艾滋与流动问题”的学者。她说，进凉山的时候，“当地的社群已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自救。政府的协助也进去了，不少研究工作者都想要尝试了解和协助当地的年轻人。我进去还能干什么呢？我就想，（艾滋病）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发生的。我当时很想要知道这些行为发生的脉络。当时大家都知道吸毒是当地艾滋病扩散的原因，我也很好奇，不管是当地的耆老起来自救，或者是政府对他们进行一些卫生教育或者是辅导工作，其实都是针对年轻人。普遍都是直接把他们的行为说成‘偏差’，就是做了不好的事。但是对我而言，偏差论述其实是主流社会的理解，不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刘绍华说自己当时进凉山的初衷就是很想知道当地人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这就是她的一个切入角度。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刘绍华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不预设立场，也不预设我的诠释。只有这样我才能尽可能地尝试理解每一个不同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卫生人员，或是家支头人、年轻人抑或他们家里面的女人，我都去访问、去聊天。但是当我做完研究，开始去分析和诠释整个事情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时，我的立场就出来了。”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刘绍华认为，她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比较像归纳法，不是演绎法。“现在很多学生实际上是在用演绎法做人类学的人文研究，所以导致很严重的问题，可能掉了一堆书袋，谈了一堆理论，想要到田野里找东西印证自己的刻板假设，这是演绎法，但这是实验室里面的。”刘绍华认为，人类学研究方式比较像是归纳法。要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比较说服人的归纳呢？基本上是要充分理解。“如果一开始就选边站，怎么可能充分理解？完全不可能。从一开始获取信息的机会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一开始就预设立场的话，“那个问题可大了，在研究方法上根本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分析和书写上，如果没有立场，大概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你必须要清楚地告诉人家，你是怎么获得这样一个立场的，如何提出你的观点，你的数据，清楚交代你的方法。”刘绍华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学者必须要做的工作。

 

    “荣誉男人”的翻案之作

 

    刘绍华描述现代化浪潮中凉山彝族的脆弱和苦难，而更深层的关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刘绍华希望她的这本研究著作是一本“翻案之作”。“我希望替这些年轻人翻案，他们可能干了很多坏事、傻事，但是我很难直接说他们是坏人。就算发生了所有这些以疾病为征兆的社会问题，即便个人有行为上的责任，但那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整个凉山所承受的后果，根本就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也不应该全部由这些年轻人来承担。”

 

    “大家都知道海洛因，它是一级毒品。香烟里的尼古丁的成瘾效力只是毒品中的中级而已，海洛因跟注射用的古柯碱是最高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海洛因有多难戒。我看我的那些兄弟，当他们真的把毒瘾戒了，我是打心底佩服他们。”刘绍华强调，没有人是为了生病而吸毒，都是在莫名其妙的过程中掉到那个坑里。“在不经意、不熟悉的状况下使用了这个物质，造成了后来的成瘾。”

 

    景军的说法印证了刘绍华想法的必要性：“这本《我的凉山兄弟》的英文版书名‘走向刚阳之路’是一个比较中立、中庸的说法。而中文版书名是‘我的凉山兄弟’，这个译法大有刘绍华说的‘翻案’的意思。”景军几年前向一位卫生官员介绍过刘绍华的研究，此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凉山地区的艾滋病问题就是因为彝族男人懒

 

    凉山的年轻人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一样，跟主流人群有各种差异：文化差异、族群差异、语言差异、社会位阶差异、教育背景差异、财富经济差异，各种差异发展成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最后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悲剧。虽然我们的研究尝试通过人的基本行为去看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把这些人的行为放在不管是社会文化的变迁，还是整个政治经济，甚至是大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整个中国被全球化席卷，造成内部发展裂变的过程中去理解。  ——刘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