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般，两人把学校慢慢“堆”了起来，最初只有1名老师、26个学生和一间“厨房教室”，现在有了9名老师和1名长期支教老师、375个学生、两排教室。

　　这些年，付出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建教室，他们曾经住过羊圈，曾经吃不上饭，到现在一家五口也没个像样的家，银行卡里没有给自己3个孩子存1分钱。

　　大凉山之中，这片难得平坦的土地上，聚集了越来越多山里搬出来的彝族人。我说，希望你教出来的学生像蒲公英的种子，让更多知识在彝族人中传播，让他们不再受文化水平低之苦。

　　阿苏笑了。

　　到了雨季，宽阔的河流常常阻断孩子们上学的脚步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李子乡瓦厂村，雨后的空气透着寒冷，裹着披毯的彝族人三五成群地围在火塘边闲聊，看到阿苏带着陌生的面孔走来，好奇地问着。

　　这个彝族人聚居的村落，在2001年阿苏办学时，只有20多户人家。10年来许多山里的彝族人搬下来，人口在10年间翻了近10倍。

　　村子虽然属于喜德县，但离西昌市只有20多公里。村里有两所公办小学，都属于西昌市，异地户口就读要缴纳高额的择校费，绝大多数村民交不起，乡中心小学距离太远，翻山过河，要走上2个小时。

　　说起中心小学，阿苏印象太深刻了。9岁那年，比她大7岁的姑姑背着她，艰难地走山路去上学。那个年龄，她还是班里最小的学生，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女孩之一。

　　“七八岁的根本走不动，村里的孩子至少要等到9岁才能去上学。”阿苏说，途中还有两条河，至今都没有桥，到了雨季，宽阔的河流常常会阻断孩子们上学的脚步。而路远难行，也给了重男轻女家庭不让女孩上学的理由。

　　2000年，阿苏从机电学校毕业，不巧的是，当初为了一份稳定工作才报考的学校，在她毕业那年却开始取消分配。同学们外出实习找工作，彝族传统不希望女孩独自外出，她便留在了家里，去西昌餐馆打过工，也当过几个月家教，每个月收入只有150元。

　　“2001年的时候，妹妹交不上学费，中心小学恰好又缺老师，就喊我去代课，拿工资顶学费。”正是这段经历，让村里人围着火塘聊天时，动开了心思。

　　“不如你在村里给娃儿上课吧，9岁才去上学，荒废咯。”

　　“是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年轻阿苏的激情被点燃了。

　　不让我办学，你希望我随便跑出去嫁人？

　　主意拿定了，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阿苏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来自家里。在乡村观念中，抱个铁饭碗才叫正经工作，父亲希望看到的，是她考上公务员，她又是老大，得给弟弟、妹妹做榜样。

　　“不让我办学，你希望我随便跑出去嫁人？考试的书我还看嘛，等考上了，学校就撤！”连哄带吓，阿苏把父亲给说动了。

　　就要开学了，可教室在哪儿呢？阿苏打起弟弟婚房的主意。家里为给弟弟娶亲，刚盖好了一间正房、一间厨房。

　　“正房不让我用，就用边上搭出的厨房，就是那间，还在。”阿苏伸手一指，高高的屋墙边搭出的一间狭窄的“房子”。

　　屋顶很高，靠近屋顶的地方开了一个30平方厘米左右的孔洞，这是除了门之外，唯一可供采光的地方。中午时分，室内很暗，可当时“不觉得冷，也不觉得暗。”阿苏说。

　　9月间，水稻还没收割，村民们手里没钱，阿苏垫上打工攒的126元钱，买了10套语数课本、笔、本子和教具。

　　父亲转变主意后，成了学校最有力的支持者。桌子上的木板是他去一家木材厂找来的废料，黑板也是他亲手给刷的。最早直接刷在水泥墙上，阿苏写起来不方便，他又给抹上一层腻子，再涂上墨水。如今，黑板犹在，老人家却离世已久。

　　阿苏最早的26个学生当时就在这里，坐在一块水泥砖上，趴在两块水泥砖叠起来、上面搭了一块长条木板做成的桌子上，两个人拼一本课本，开始了人生的“1+1”。从此，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这个彝家小院，也回荡在阿苏心里，成了她这辈子都难以割舍的东西。

　　刚结婚，吉克的工资就被阿苏“征用”来给老师发工资了

　　阿苏的学校，是被“推”着长大的。

　　很快，弟弟要结婚了，厨房不能用了，学校往哪里搬呢？

　　父亲拿出仅有的3000多元钱，在家里一块地上，盖了两间土坯房，于是阿苏和她的学生们终于有了“像样”点的教室。这两间房，木料是从邻村赊来的，人工是亲戚朋友帮忙的，就这样，家里还欠了2000多元债。正在盖房的时候，小妹妹又因交不上学费，被老师遣回家来。

　　阿苏最初设想的是只教1-2年级的学生，3年级就送他们去中心小学。可送走了一届，又应村民们的央求，办起了3年级。父亲又倚着土房东边墙壁，搭出一小间教室。

　　2004年，年轻帅气的吉克次呷第一次到阿苏家相亲。介绍人说，这个比他大一岁的姑娘办了一个1-3年级的村小。“我小时候在家读的就是这样的村小，对这个有认识，可来了一看，怎么就两间土房子。”

　　那时候，退伍的吉克在西昌当银行押运员，一个月工资有1600元。阿苏不但没收入，还要借钱付老师的工资。朴实的吉克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想着“人好就行”。相处了一段时间，2005年2月，两人结婚了。刚结婚，吉克的工资就被阿苏“征用”来给老师发工资了，剩下的那点钱，吉克攒着，后来派了更大的用场。

　　结婚后，家庭的压力来了。按规矩，彝族姑娘出嫁后，得住到男方家，可阿苏说“我不去，我离不开学校”，于是两人就一个在西昌当保安，一个继续住在娘家。吉克几个舅舅多少次提出，让阿苏把学校关了，给她找个小水电站，干个又清闲工资又高的活，都被她拒绝了。

　　“真傻！”

　　“我才不管别人说我傻不傻。”阿苏是个倔强的姑娘。

　　（下转A18版）　　（上接A17版）

　　阿苏为两人找到的新家，是娘家闲置的羊圈

　　2006年1月，儿子陈涛（吉克的汉姓陈）出生了。一家人分开总不是事，2006年5月，吉克决定辞掉西昌的工作，和阿苏一起办学校。

　　“这下子，不光我家人朋友不理解，连阿苏的爸爸都不能理解。”吉克憨憨地笑着说。在他看来，这是些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东西。

　　不过，他一来，新的问题也来了。

　　“出嫁就得离开娘家，我一个人带个孩子还能凑合，他来了，就必须搬出去住。”阿苏说。

　　放着吉克家宽敞的大房子不去住，阿苏为两人找到的新家，是娘家闲置的羊圈。

　　“那个羊圈——”许久不提，乍又听到这个词，吉克“噗”地笑了。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买了两袋水泥，一袋14元，和阿苏的弟弟到河里拌上石子，给羊圈打上地皮。没有床，他又到镇上按摩院里，花15元买了一张要丢掉的按摩床，1.2米宽的床，一家三口挤在上面，想翻个身都难。按摩床上有个洞，有一天晚上，吉克突然警醒——儿子从床边掉下去了，他吓得大喊“唉呀，我的小孩完了！”赶紧翻身下床，一把把儿子抱了起来。幸运的是，阿苏怀孕时，他给妻子买过一双毛拖鞋，拖鞋一直就放在床下，陈涛的头不偏不倚正好落上面。

　　2006年7月，吉克下决心把工作时攒的1.8万元全部拿出来，推掉原来的土房，盖了一排5间教室。

　　“盖完房子，口袋里真的一分钱也不剩，还欠着债，连饭都吃不上了，天天厚着脸皮上我妈家蹭。”阿苏爽朗地笑起来。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学生要交学费，但有将近一半学生交不起，吉克就得把一分钱掰两半花，不仅剩不下来，还得靠借钱才能撑下去。

　　他最多是偶尔露一句“要不放弃吧”

　　这最艰难的半年里，吉克想过放弃——

　　放弃后的生活其实可以过得很轻松。他在部队里拿到了驾照，出去当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能挣好几千。而且，妹妹单位的老板知道他家的事，都说过让他关掉学校，他投资让他开出租。弟弟也找过他合伙做生意，那生意在当地好做他很清楚，现在弟弟的生意做得挺大。阿苏中专毕业，家里帮她找个水电站的活也很容易。

　　可他想想，再想想，还是没提。“他最多是偶尔露一句‘要不放弃吧’，看我没吱声，也就算了。”阿苏站在山坡上，看着山下的学校和家说。

　　村里还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是早年的喜德县民政局局长阿苏区哈，一个是老村长阿苏夫哈，两人是亲兄弟，80多岁了，特别关心她这所小学，经常到学校来“巡视”，检查老师上课的情况，然后对阿苏说“这个老师讲得好，那个老师讲得真的不行，要辞退”。要是哪一天放学早了，他们就会去问阿苏为什么。

　　“村子里最怕我放弃的，不是学生家长，而是这两位老人。”阿苏说，“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做一件事就要坚持再坚持’。”遗憾的是，两位老人去年先后去世了。

　　把阿苏决心夯实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她那些带了好几年的孩子们。“要是停办了，恐怕就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要辍学，再怎么说，咬着牙也得坚持下去。”阿苏和吉克开始了东拼西凑的办学生涯。吉克以前读书的小学，要换一批课桌椅，他得到消息，就跑去把旧的拉回来；听说一个家具厂有一批木条不要了，他又去拉回来。旧的课桌椅容易坏，孩子们又用得废，他又变成了木工，一到课间或放学，就叮叮当当敲敲补补。

　　拼拼凑凑地，最困难的时候就这么对付过去了。2007年3月，国家开始两免一补政策，最初，每个学生每学年有120元补贴，逐年递增，现在这个标准已经涨到440元。

　　“教室”被刮倒过好几次，一班同学和老师都被盖在下面

　　2009年9月，阿苏第一次迎来她的18个六年级学生。可教室不够，学生开学了没地方上课。

　　这些，都得吉克想办法。一个朋友出主意说，不如搭个帐篷当临时教室。吉克当过兵，知道能装那么多人的帐篷，价值不菲。他想到摆摊常用的遮阳伞，便宜的只要几百元。

　　他跨上摩托，兴冲冲地去了西昌批发市场。他想要的遮阳伞是找到了，可买来真能派上用场吗？他在摊位前琢磨来琢磨去，问东问西，最后还是犹豫着回去了。

　　问题总得解决，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没多久，他又骑着摩托车去了。这回，他又看了一两个小时，终于以300元的价格，和一个老板订好了货，要尺寸最大的那种，长5米宽3米的伞。

　　第3次再去市场，终于把“教室”的屋顶扛回了家。在教室前的空地上支起来，再围上买来的廉价塑料布，留出进出的口，一间教室就算建好了。没有地方搭黑板，他又跑去找人用水管给焊了一个架子，做了一块小黑板架上去，因为支架太轻，写着写着黑板经常仰面倒下。当地风大，教室经常在上课时东倒西歪的，坐在边上的同学一边上课，一边还得拉着点“教室”。但“教室”还是被刮倒过好几次，一班同学和老师都被盖在下面。

　　“不过大家也没觉得苦，还挺开心的，嘻嘻哈哈地把教室再扶起来。”阿苏说。后来，无所不能的吉克装了几袋石头，买来帆布绳，将“教室”拉住固定，才好多了。

　　苦中作乐，当然比不上真的快乐。最让阿苏和吉克骄傲的是，他们在艰苦条件中教出来的这批学生，一点不比别的学校的差。那年小升初，吉克带着3个学生去当地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参加入学考试，碰到邻村的村支书。看到他们，说了句“你们也来考啊”，一副瞧不起的样子，可考试结果出来，吉克的学生考上两个，其中一个还是第2名，邻村连一个也没有。从那以后，在红白喜事宴请时遇见，那个村支书总是主动过来敬酒。

　　你让她读书，读完初中、高中，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这18个学生，是阿苏的宝，一个也不能少。

　　2010年3月，寒假后开学的第一天，六年级班上的同学急匆匆地跑来告诉阿苏，有两个女同学要跟着家人去昆明打工，不来上学了。阿苏一听，丢下2岁的儿子，拔腿就往出村的路上追。身材胖胖的阿苏紧赶慢赶，喘着气好不容易赶上了。可无论她怎么劝，人家也不听，还是上了去附近礼州镇的三轮车。

　　阿苏急了，又没有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跑回学校，让正在上课的吉克骑着摩托车带她去追。在礼州火车站，阿苏一会对着这个妈说，一会对着那个妈说，所有的理由都说尽了，甚至把当地人嫁女儿按学历明码标价的陋习都搬出来了。

　　“我说，你现在带她出去打工，她才13岁，一年最多给你挣3万块钱，你让她读书，读完初中、高中，就不是这个价钱了。”说起那次的事，阿苏无可奈何地笑笑，摇摇头。

　　火车来了，阿苏抹着眼泪，拦着不让走，一群人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跑了。可是没用，最后她们还是换去汽车站，乘班车到西昌去坐火车。车开走了，转个弯没影了，阿苏好失落，一路哭着，回了学校。

　　可她不死心，拿着吉克的电话不停地打，给妈妈说了给女儿说，一路打到昆明。最终，她的诚意到底打动了其中一位母亲，到昆明后，她买了两张火车票，把女儿送回了家。

　　这个回来的女孩叫阿巴阿英，现在已经是西昌市第七中学高二的学生。她说，最感激阿苏老师，没有她，就没有她的今天。每次放假回来，她都要特地去看望老师。她的目标是考上警校。她说：“人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才是有意义的。”

　　而另一个没有回来的女同学已早早地结婚，即将生子了。

　　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家盖一栋漂亮的房子哟，盖一栋是教室，再盖一栋还是教室

　　2006年教室建好后不久，吉克在西边盖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一家人终于搬出羊圈。在教室和小屋中间不到一米宽的地方搭块石棉瓦当屋顶，就算是有了厨房。

　　2008年1月，二儿子陈浩出生，吉克又把家往西挪了一点，平出一点地，借钱盖了现在他们住的这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那时候，年级增多，又加了学前班，教室不够用，这间屋子晚上是他们的家，白天铺盖一收，就成了学前班的教室。

　　2010年2月，一个在成都留学的菲律宾友人得知夫妻俩和学校的情况，联系到一家基金会，捐款7万元，帮他们在附近建起一处新的校舍，4间水泥教室。后来，通过一些公益组织的联系，又得到厦门实验小学2万元赞助，再建一间新教室。

　　教室捉襟见肘的时期终于结束了，可家里的居住条件并没有见好。以前，小哥俩跟父母挤一张大床，去年6月有了女儿陈洁后，吉克把原来堆铺盖的储藏室收拾出来，塞进了一张小床。这间小室，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洞”。

　　“我常常说，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家盖一栋漂亮的房子哟，盖一栋是教室，再盖一栋还是教室。”阿苏笑着说。

　　吉克是学校副校长，主管着除教学之外的所有事务，既是教务主任又是财务部长。从没学过财务的他，精心计算着手里的每一分钱。办公用品，一次从来不买多，因为他发现买多了会浪费，粉笔到处丢，黑板擦经常坏。学生们的作业本，要拿着连最后一页都写满的旧本子，才能找他换新的。虽然两免一补后有了教育经费，但对于这个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学校来说，把教师的工资从一两百元提高到现在的1400元-1600元，要维修校舍，要各种开支，还是不够的。新建的校舍刚建好时，还没钱修大门和围墙，教室前的地面也没有硬化，他算着钱，过段时间修一样，慢慢地就整齐全了。

　　学校发展到现在，吉克觉得挺好，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成都、西昌和厦门几个公益机构帮着输送支教老师，寄来图书和衣服。学校在教育局注册后，正式从瓦厂小学更名为李子乡晨光小学，县里2012年还给派来两名公办老师，这对教师流动频繁的晨光小学来说，是个相当给力的帮助。

　　“你又要拿我们的钱！”长大了的儿子不愿意了，一个抱着一个拦着

　　今年1月11日，学校里的老师加班加点批改完学生们的期末试卷，大家都挺兴奋的，晚上吃顿团圆饭，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吉克背着大家，数了数包里的钱，只剩不到1000元了。

　　晚饭选在礼州镇上一家自助火锅店，每人40元畅吃畅喝。因为从来没这么痛快地吃过，一个老师去拿菜的时候，空着手跑回桌子，再三地问“你们确认，不会再要钱吗？”这顿饭吃了560元，付掉这笔钱，吉克的包里只剩368元了。

　　教育经费还没下来，老师们工资还没着落，明天，怎么也不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家，先给一点也是好的。黑暗中，妻子和女儿都睡着了，吉克又打起了妻子那张卡的主意。

　　大儿子出生后，两个人曾经商量过，再怎么困难，也要给儿子存点钱，一个月存200元。可存着存着，学校里缺钱，吉克就把钱给取出来了。取完了再存，存了又取，这张卡里总是存不下钱来。二儿子也出生了，当妈的有点急了，想了一个新点子，每年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总该给他们存下来吧。吉克答应了，可这笔钱，年头存不到年终，就用掉了，总是空的。去年，吉克算好前几年用掉的，加上当年的，一笔存了4000元进去，现在他惦记的，就是这笔钱。

　　好几天前，吉克就和阿苏商量过，阿苏从来不愿拖欠老师工资，可她也为难。这天她终于松口了。

　　1月12日早上，吉克问她卡放在哪，虽然很小声，可还是被两个儿子听见了。

　　“你又要拿我们的钱！”长大了的儿子不愿意了，一个抱着一个拦着，不让爸爸去拿卡。懂事的老大听父母说了几句，就点头了，可机灵的陈浩还是抱着爸爸不放。最后，吉克只好以“等钱来了给你们存5000块”的承诺，才哄了过去。

　　“到时候会存5000块吗？”

　　“那谁知道，存了谁又知道会不会用掉？”阿苏虽然笑着说，但眉宇间多了不常见的忧愁。她觉得，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这仨孩子